证实癌症与水污染相关后又该怎么办

　　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专家团队经过8年研究，首次直接证明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关系。在《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》一书中，有水质数据与肿瘤死亡数据比对，沿河区域与远离河流区域的数据比对等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2010年，宿州埇桥区恶性肿瘤死亡人数2150人，沈丘死亡1724人。这个死亡率比全国恶性肿瘤平均死亡率高1倍，与同区域的对照区相比，高达四五倍。《图集》一书证明，企业排放的污水进入河道，污水中的汞、铅、镉等各种化学元素长期渗入地下，造成当地人的癌症高发和高死亡率。

　　现在的问题是，有了这样的证据后该怎么办？研究人员只是希望，癌症高发与水污染关系研究结果的公布，有助于全社会思考，促进经济发展要不要考虑环境和公众健康？

　　仅仅让人们思考是远远不够的，更应利用这样的证据讨回公道，并阻止中国大规模的水污染、空气污染、土壤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方面的罪恶行为。这就得看当事人、公益律师能不能采取法律行动，向污染企业追债。向污染企业提出法律诉讼，不仅在于要让因污染而死亡者和患癌的受害者获得赔偿，更要通过法律行动为受害者伸冤，并通过这样的诉讼伸张正义和公道，从而落实谁污染谁担责的天理和环保法规。

　　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直接相关的科研结果的价值，也体现在这一证据或成果是否为人们、为法律所接受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人并不承认这一科研结果或客观事实，认为癌症高发是否与水质污染有直接关系，目前尚无定论，“就好比吃辣椒炒肉，你吃没事，我吃了可能就得病，说不清楚。”

　　而国外环境污染的集体诉讼早已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。199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辛克利铬污染诉讼案，就是一个典型。在律师事务所做文秘工作的艾琳·布洛科维奇偶然发现，美国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使用大型天然气压缩机来压缩天然气，这些压缩机需要冷却塔来冷却，冷却水注有六价铬，以防止机器生锈。这些水被直接存储于池塘中，严重污染了地下水，导致辛克利地区居民癌症高发。艾琳获得到当地643人的签名支持，承担了集体诉讼，结果让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赔偿给受害者3.33亿美元，创造了美国诉讼史上的赔偿金额之最。

　　这一诉讼为辛克利小镇的居民讨回了公道，捍卫了小镇居民的环境安全权、健康权，而且使得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和类似的企业再也不敢污染环境。

　　那么，在我国，中华环保联合会或其他律师，是否愿意为受污染的淮河流域癌症村的村民讨回公道，并以索赔的法律行动来阻止中国日益恶化的水、空气和土地污染？即便有机构或律师愿意帮癌症村村民讨回公道，只有《图集》一书的水污染与癌症高发的证据，也还不足以赢得诉讼，还需要其他一些证据，即有哪些企业参与了排污，排污量是多少，该负什么责任？

　　艾琳为辛克利居民索赔成功，这得益于美国的集团诉讼、公益诉讼和律师的高回报制度。但是，目前中国维护环境安全的权力和主要责任还在环保部门。而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和执法手段相对有限，这决定了环保部门难以担当起环保诉讼和执法。因此，需要其他一些公益律师介入进来，以此为契机，为受害者讨回公道，并阻止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。

　　否则，未来中国的癌症村不会只是数百个，因水、空气污染而患癌的人不会只是数万人，因污染患癌死亡的人可能是2万人、20万人甚至更多。

　　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专家团队经过8年研究，首次直接证明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关系。在《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》一书中，有水质数据与肿瘤死亡数据比对，沿河区域与远离河流区域的数据比对等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2010年，宿州埇桥区恶性肿瘤死亡人数2150人，沈丘死亡1724人。这个死亡率比全国恶性肿瘤平均死亡率高1倍，与同区域的对照区相比，高达四五倍。《图集》一书证明，企业排放的污水进入河道，污水中的汞、铅、镉等各种化学元素长期渗入地下，造成当地人的癌症高发和高死亡率。

　　现在的问题是，有了这样的证据后该怎么办？研究人员只是希望，癌症高发与水污染关系研究结果的公布，有助于全社会思考，促进经济发展要不要考虑环境和公众健康？

　　仅仅让人们思考是远远不够的，更应利用这样的证据讨回公道，并阻止中国大规模的水污染、空气污染、土壤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方面的罪恶行为。这就得看当事人、公益律师能不能采取法律行动，向污染企业追债。向污染企业提出法律诉讼，不仅在于要让因污染而死亡者和患癌的受害者获得赔偿，更要通过法律行动为受害者伸冤，并通过这样的诉讼伸张正义和公道，从而落实谁污染谁担责的天理和环保法规。

　　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直接相关的科研结果的价值，也体现在这一证据或成果是否为人们、为法律所接受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人并不承认这一科研结果或客观事实，认为癌症高发是否与水质污染有直接关系，目前尚无定论，“就好比吃辣椒炒肉，你吃没事，我吃了可能就得病，说不清楚。”

　　而国外环境污染的集体诉讼早已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。199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辛克利铬污染诉讼案，就是一个典型。在律师事务所做文秘工作的艾琳·布洛科维奇偶然发现，美国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使用大型天然气压缩机来压缩天然气，这些压缩机需要冷却塔来冷却，冷却水注有六价铬，以防止机器生锈。这些水被直接存储于池塘中，严重污染了地下水，导致辛克利地区居民癌症高发。艾琳获得到当地643人的签名支持，承担了集体诉讼，结果让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赔偿给受害者3.33亿美元，创造了美国诉讼史上的赔偿金额之最。

　　这一诉讼为辛克利小镇的居民讨回了公道，捍卫了小镇居民的环境安全权、健康权，而且使得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和类似的企业再也不敢污染环境。

　　那么，在我国，中华环保联合会或其他律师，是否愿意为受污染的淮河流域癌症村的村民讨回公道，并以索赔的法律行动来阻止中国日益恶化的水、空气和土地污染？即便有机构或律师愿意帮癌症村村民讨回公道，只有《图集》一书的水污染与癌症高发的证据，也还不足以赢得诉讼，还需要其他一些证据，即有哪些企业参与了排污，排污量是多少，该负什么责任？

　　艾琳为辛克利居民索赔成功，这得益于美国的集团诉讼、公益诉讼和律师的高回报制度。但是，目前中国维护环境安全的权力和主要责任还在环保部门。而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和执法手段相对有限，这决定了环保部门难以担当起环保诉讼和执法。因此，需要其他一些公益律师介入进来，以此为契机，为受害者讨回公道，并阻止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。

　　否则，未来中国的癌症村不会只是数百个，因水、空气污染而患癌的人不会只是数万人，因污染患癌死亡的人可能是2万人、20万人甚至更多。